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竺可桢:科学精神就是“只问是非不计利害”

发布时间:2018-08-06  来源:未知  作者:木木

竺可桢是一代科学宗师,同时也是一位科学精神的弘扬者。1937年初,竺可桢和中国科学社的同仁编了一部书,名为《科学的民族复兴》,竺可桢还给书写了“序”和“结论”。这本书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。书出版没多久,社会学家孙本文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就对书作了高度评价,他说:“该书编制极审,内容至为切实,各篇都有精彩。竺先生之序,词义并茂,读之铿然,足使学者油然而生民族复兴之思。”在书中,竺可桢号召“以科学方法研察吾国民族”,包括本民族的历史、地理、人种、文化、习俗等等。

这其实也是竺可桢一生秉持的观点。在他看来,中华民族在近代的衰弱与缺乏科学文化有很大关系。“故以后当以固有之民族自信力,去树立科学文化”。或者说,要实现“中国科学化”。而这个目标,“不是仅仅靠几个专门科学的人去努力就行的,必须得要社会民众、政府当局共同努力才行”。很关键的一点在于“民众头脑的科学化”,也就是说要使民众养成科学的态度和应用科学的方法。

1935年,竺可桢在南宁主持召开中国科学社第二十次年会,并作了一次《利害与是非》的演讲。在演讲中,他明确说,当年曾国藩、李鸿章等人以为造船制炮就可以和西洋文明抗衡,这种“中学为体,西学为用”的思路是错误的。科学不仅是物质层面的事,而且是一种“空气”。“科学是等于一朵花,这朵从欧美移来的花种植必先具备相当的条件,譬如温度、土壤等等都要合于这种花的气质才能够生长。”所以,中国的科学化要先问中国是否有培养科学的“空气”。“培养科学的空气是什么?就是‘科学精神’。‘科学精神’是什么?科学精神就是‘只问是非不计利害’。这就是说,只求真理,不管个人的利害,有了这种科学的精神,然后才能够有科学的存在。”竺可桢说,一般人碰到“是非”和“利害”相冲突的时候,难免“利害”之心压倒了“是非”之心。作为一个气象学家,他发现当时各省的气象记录经常是不够准确的,负责气象调查和记录的人,“往往贪于个人的便利,不顾事实如何”,他很沉痛地说,“这种习惯一日不改,中国的科学就一日无望”。

竺可桢认为,追求真理的勇气,以及科学精神的养成,关键在是求学时代受到的训练。就在这篇演讲发表之后那一年,46岁的竺可桢被任命为浙江大学校长,这为他在青年一代中塑造科学精神提供了机遇和舞台。竺可桢担任浙大校长达13年,就像蔡元培、梅贻琦对北大、清华的精神重塑一样,他的人生也和浙江大学融为了一体。在他的主持下,浙江大学经受住了抗战硝烟的洗礼,崛起为“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”之一,被誉为“东方剑桥”。

浙江大学的前身是创建于1897年的“求是学院”。“求是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要义之一,《汉书》中有“修学好古,实事求是”之语。作为浙大的校长,竺可桢对浙大最大的贡献是擦亮了“求是”这个传统品牌,对古老的校名作了符合现代科学精神的解释,并将其刻进了浙大风骨之中。

1939年2月4日上午七点半,当时的浙大正在西南流亡途中,竺可桢召集一年级全体学生谈话,以“求是”二字为主题给新生们作了一次演讲。他提出,“求是”是浙大的校训,“这是我们所悬鹄的,应视为我们的共同目标”。而所谓“求是”,不仅限于埋头读书或是在实验室做实验,“求是的路径,《中庸》说得最好,就是‘博学之,审问之,慎思之,明辨之,笃行之’,单是博学审问还不够,必须深思熟虑,自出心裁,独著只眼,来研辨是非得失。既能把是非得失了然于心,然后尽吾力以行之,诸葛武侯所谓‘鞠躬尽瘁,死而后已’,成败利钝,非所逆睹。”他说,西方的文明史上的先驱如布鲁诺、伽利略、开普勒、牛顿、达尔文、哥伦布都是靠着“求是”精神而取得最后胜利的。1941年,在《科学之精神与方法》中,竺可桢更明确地强调,“提倡科学,不但要知道科学的方法,而尤贵乎认清现代科学的目标。现代科学的目标就是探求真理。科学的方法可以改变,而科学的目标却永远不能改变,这就是科学的精神。”具体来说又包括三个方面。第一,“不盲从,不附和,一以理智为依归。如遇横逆之境遇,则不屈不挠,不畏强御,只问是非,不计利害。”第二,“虚怀若谷,不武断,不蛮横”。第三,“专心一致,实事求是,不作无病之呻吟,严谨整饬,毫不苟且”。这三种态度,是科学史上作出杰出贡献的科学家们所共有的。现代中国的国民尤其是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大学生,同样需要培养这种精神。值得一提的是,竺可桢是在广义上理解“科学精神”的,并不局限于自然科学,比如,他认为,中国古代的史学就具有科学精神,“因为中国的太史,一向是主张秉笔直书”的。由此,我们也可以理解竺可桢对科学精神的呼吁和倡导,在本质上依然是为民族复兴找到一个文化上的支点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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